我觉得，这是我最对不起春妮的一件事。我只用了两个小小的罐头瓶，却骗来了她有疼有爱的一生。 老伴春妮去年2月去世。在我们一起走过了40年的路程中，有一样事情是始终难以忘怀的，那就是拔火罐。
1965年4月初，我响应学校上山下乡的号召，去了吉林的蛟河。列车走过被白雪盖着的沟沟坎坎，当时我穿着厚厚的棉衣，身子暖和，觉得还算有些浪漫主义情怀。随着下了火车，倒了次汽车，又坐上马车，寒风刀一样地刺破皮肤，整个身子好像被冻在冰层下的时候，浪漫的热情降了下来，我开始考虑，自己的决定可能真的是个错误。
凌晨时分，我和大队人马在一处叫做二道沟的地方下了车。我被分到了一户农民家，坐上了烧得火热的炕头，再吃上两个玉米面饼子，特别是发现这家姓朱的人家还有个和我差不多年龄名叫春妮的姑娘，我才觉得以后的日子好像并不能算是太坏。
第二天早上5点多钟，我就被生产队长叫醒了。。
这天的工作，是把冻得冰山似的粪，用镐头一大块一大块地刨下来，用马车依次运到地里，以便开春播种时用作底肥。怕我们这些初来的南方娃不会做事，队长特意让我们和当地人分到一组。我和春妮，还有一个赶车的老大爷分到了一组。
为了在女孩面前显示自己，一开始干，我就不遗余力，拼命地挥动镐头。每镐头下去，都会有一大块冰冻着的粪块应声掉落。不一会儿，我就出了一身透汗，摘下帽子，头发像水洗似的，脸更是红得就像刚喝了半斤酒。
“别这么傻干，”春妮眼睛看着别处，小声说，“活要一点点干，悠着力气。你这样干，非累坏了身子不可。”
“没事儿，”我说着，把棉衣也脱了，“我身上的力气使不完。”
干了一上午，我的手上起了八九个血泡。接着，血泡磨破了，疼得握不住镐把。春妮默默地接过了我的活。也就是说，她不但干了自己装车的活，还把我刨粪的活也接了过去。我硬顶着干到晚上。吃过晚饭，我开始发烧，浑身酸疼，’尽管已经尽力忍着，但呻吟声还是被春妮和她爸妈听到了。春妮爸准备去院里套车：“这孩子，得快点儿送到医务所去，搞不好，得个风湿病就亏了。”
春妮把她爸拦住了，从窗台上取下个罐头瓶子，说可以给我拔罐子。当时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事。一会儿，春妮爸把我侧翻了过来，掀开后背上的衬衣。接着，春妮爸点燃一张纸，火光一闪，突然间，我后背上一紧，那里的皮肤就开始向里骤缩……那天晚上，我迷迷糊糊地睡了一觉。第二天，虽然不再发烧了，两腿的关节却开始疼了起来。春妮特意到生产队请了假，要求照顾我。而她所谓的照顾，就是为我的腿拔火罐。
这时，我才真正明白拔火罐是什么意思。就是把玻璃罐里的空气燃烧掉，形成真空，然后吸在皮肤上。其中的医学道理和刮砂类似。不知怎么，和春妮一起，我感到房间里热得让人流汗。春妮很漂亮，脸蛋粉红粉红的，好像涂了层晚霞似的。当她在我腿上拔火罐时，我紧张得一动也不敢动。看得出，春妮也很紧张，一直低着头，不敢看我。
在二道沟这个地方呆的时间长了，慢慢地，我和春妮也熟了，互相也能开些玩笑了。等过了半年，我才知道这个玻璃瓶的来历。原来，是春妮的一个远房亲戚从外地来她家时带过来的罐头。整个二道沟村，也只此一个瓶子。就连生产队长生病了，也要来她家借这个火罐。因为，二道沟离最近的医务所，坐马车也要走上半天。这个火罐，就是半个“赤脚医生”。
然而，这个火罐竟然被我打碎了。
1966年11月9日，我又一次感冒了。
这一次，我整整烧了两天两夜。睁开眼睛，我发现自己身上只穿了件短裤，身上盖着两床厚厚的被子，而春妮，就趴在我旁边打盹，手里还握着那个火罐。我吓了一跳，赶紧寻找我的衣服，却发现它们在火炕的那一边。正当我轻手轻脚地爬出被窝，即将把衣裤取到手时，发现春妮正睁着大眼睛，一动不动地看着我。
“你……”我手忙脚乱地缩回被窝，“你，我……”我不知该说什么才好。
“什么你的我的，”春妮大大方方地掀开被子，让我的背裸露出来，“我都照顾你几天了，什么没见过？”
“你，你什么都见……”我猛地转过身来。
就在这时，我听到“砰”的一声响。
原来，我突然翻身，把玻璃瓶碰到了炕上，滚到地上，碎了。我和春妮都愣住了，盯着那一堆碎玻璃，好半天都没有说话。好久之后，春妮才哭出声来，向门外跑去。我想去追她，可是，身上没有穿衣服，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她跑远。
穿好衣服，我就去找队长，要求换一个人家去住，再也不想住在春妮家了。队长不同意，他意味深长地盯着我看了半天：“你小子，想想吧，春妮为啥照顾你啊！你啊，你啊！别急，你们知青的新房子，就快砌好了，到时啊，你不想走都得走！”
队长的这句话，让我思考了好久。可是，从那以后，春妮就再也不理我了。我为了和她说话，找尽了机会。她去挑水，我也凑到井沿上，可她转过头去，看也不看我，挑起水桶就走；她在灶间烧火煮饭，我凑过去，想烧个土豆，她端盆水，把灶里的火扑灭，就到邻居家串门去了……
她越不理我，我就越想她能够像以前那样理我。
绞尽脑汁之后，我又想到了火罐。
快过元旦了，我偷偷地带着积攒了好久的钱，一个人踏上了去县里的路。我是早上去的，我想，路上再搭个顺路的汽车，晚上应该可以回来。事实上，去县里时，的确像我想的一样，搭上了一辆顺路的汽车，下午2时就到了县里。我买了两瓶罐头，然后又给春妮买了条红纱巾。可是，回去时却没有来时那么顺利，我没有搭到汽车，只能靠双脚往回走。走到二道沟时，已经将近午夜。
当我终于敲响春妮家的门时，春妮就跑出来，一下子扑进我怀里，哭了起来。
“你去哪儿了？你咋不说一声！，春妮哭叫着，“再不许这样了，太吓人了。”
我不知说什么好，只好把那两瓶藏在怀里的罐头递过去。
春妮看着那两瓶罐头，笑了，又哭了，举起来，假装想把它们摔到地上。
我忙抓住了她的手。
这是我第一次抓她的手，而抓住了，就这一辈子都没有再分开过。
1968年春天，我和春妮结婚了。在农村，结婚是件大事。吹吹打打，披红戴花，春妮的脸啊，红得就像红绸子一样。新婚之夜，春妮羞红着脸告诉我，自从那次她照顾我后，就有了这样的念头：他不是有风湿病吗？那我就一辈子给他拔火罐，让他舒舒服服的。可是，我竟然把那个火罐打碎了，所以，她才会生气不理我。我抱住她，告诉她，现在我们有两个火罐，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火罐，够她给我拔两辈子的。春妮听了我的话，幸福地笑了。
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着。很快，大家都开始讨论回城的事了，有好多同学已经踏上了回城之路。春妮问我，是不是也要回城。我迟疑了一下，告诉她，我不走。没想到，她就发了脾气，把那两个火罐扔在地上摔得粉碎：“你如果是个汉子，就回城去！你还顾念着我，就把我接去；不顾念我，咱们就此分开算了。”
我知道，她是来真的了。
我也开始运作回城事宜，后来，就把户口调回了城里。
我回城的那段日子，据村里的人说，春妮每天都在哭。可她却认定了一条：她知道，我是想回城的，而她不能因为自己误了我的前程。
半年后，我把春妮也接到了城里。日子一天天好了，春妮买了许多罐头，所有的玻璃瓶子都留了下来，以备随时给我拔火罐。后来，我们搬进了楼房，春妮还是坚持带着那些玻璃瓶。儿女们大了，坚决不让她再留着那些，春妮咬了咬牙，买了套中医用的火罐。她这么做的时候，我只是微笑，让她知道，我明白她对我的爱和关怀。就算是在她被确诊为肺癌，在病床上，在我面前，微笑着闭上眼睛的时候，我也没告诉她，其实我从来都不曾得过风湿病。
我觉得，这是我最对不起春妮的一件事。我只用了两个小小的罐头瓶，却骗来了她有疼有爱的一生。
